卷一

        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为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告诉他们。

一 权充前言 那十分受人尊敬的绅士 斯提潘·屈洛菲莫维契·维赫文斯基的一些生活细节

1

        我们一向平静无波的镇里不久前发生了一些相当特别的事情，由于我并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作家，因此在描写这些事情以前我觉得有必要把时间向回推一推，讲一点我们那位颇有天分而又受人尊重的斯提潘·屈洛菲莫维契·维赫文斯基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希望能够算作前言，使各位略略知道本镇社会与政治的背景，至于故事本身则随后再谈。

        我立刻要告诉各位的，是维赫文斯基先生在我们之间一向扮演着相当特殊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是他极为热爱的——热爱到如此程度，以致于我不能不觉得，如果失去这个角色他就活不下去。当然我不是说要把他比作舞台演员——天罚之——何况我对他极为尊敬。或许只是由于习惯，也或许只是由于从小以来沉醉于出人头地、成为众人瞻仰的对象这甜美的幻想——譬如说，他自以为是一个“被监视的”人，是一个“被放逐者”，并因此而陶醉，这两种身份带有一种古典的光辉，深深地蛊惑着他，在他对自己的估价中慢慢上升，终至于使他想象到自己站在高高的雕像台上；这真是一种极为满足他虚荣心的位置。上一个世纪在一本英国的讽刺性作品中曾说到一位名叫葛里弗的先生，他从小人国回来以后——那里的人只有三四吋高——由于已经太习惯于把自己看作巨人，以致于走在伦敦街头都情不自禁地对着人和马车大吼大叫，免得他们过来被他踩垮，因为他一直都觉得别人是小人，而自己是巨人。但这却只能使别人取笑他、羞辱他，那无礼的马车夫甚至还用鞭子在这巨人的背上挥来挥去。可是这公平吗？有什么事情是习惯不能造成的！习惯使维赫文斯基先生几乎走到了相同的地步，不过那当然要纯洁得多，不讨人嫌得多，因为毕竟，如果可以那么说的话，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

        就从事实上来说，我不得不承认，在他接近晚年的时候，几乎完全是默默无闻了；不过反过来说，如果说没有人认识他，那也未免过分。事实上，你无法否认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确实属于上一代那名人的银河中的一颗星星，曾经有一段时间——虽然为时极短——他的名字在许多热心人士的口中几乎跟夏达耶夫、贝林斯基、葛兰诺夫斯基与赫山（赫山那时在国外刚刚开始他的活动）相提并论。但维赫文斯基先生的活动几乎刚刚开始就告结束，那是因为，可以说吧，是因为“交错事件的旋风”所产生的结果。你猜怎么样呢？到后来发现并没有“旋风”，甚至连事件也没有；至少在那个时期是没有的。只有到后来我才出乎意料地发现，从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来看，维赫文斯基先生在我们省里面从来就没有被人当做过他所以为的“放逐者”，而且也从来没有受过警察的监视。这只证明了人的想象力是何等的活龙活现！终其一生他都千真万确地相信在某些范围内别人视他为洪水猛兽。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而我们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前后三任省长在上任的时候都受到特别交代，对他多加一只眼。如果有人想要用不可驳斥的证据向我们这位至为公正的维赫文斯基先生证明他根本没有什么好怕，那么他将要深感震怒。不过，毫无疑问的，他仍旧是一位非常聪明、非常有天赋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学者，尽管至于学术方面……好吧，他确实没有做过什么重要的学术贡献，好，我相信根本没有贡献。不过，话说回来，在俄罗斯，学者而没有学术贡献却恐怕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吧。

        在四十年代末，他从国外回来，因为在大学担任讲师而显出他的与众不同。但不幸他只讲过几堂课——我想是阿拉伯人的吧。他也写过一篇像样的论文，讨论一四一三年到一四二八年日耳曼小镇汉诺在政治与商业同盟上的重要性，以及对该镇所做的诺言，又由于什么暧昧的原因，这诺言终未实现。这篇论文对当时的亲斯拉夫派是个无情的打击，立刻使他结了许多怨仇，使他成为该派不共戴天似的敌人。过后——不过那已是在他失去讲师的职位以后——在一本改革派的杂志（这杂志翻译介绍狄更斯的作品，鼓吹乔治·桑的观点）上开始发表一篇立论深刻的文章（可以说，顺便向他们报复，让他们看看他们失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探讨某一时期某些骑士的高贵道德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吧，它所探讨的总是极为高贵的观念。日后谣传他当即受到压制，不准他继续研究，而那进步派的杂志竟也因为发表了那篇文章的前一部分，而表示追悔。这当然也是十分可能的，因为在那时期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发生的呢？但就事论事，实际上恐怕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而只是作者懒得把文章写完吧。他之所以辞退了阿拉伯的讲座，是因为某某人（可能是他反动的敌人之一）不晓得怎样拦截了一封他给另外一个某某人的信，说到某某“情况”，结果另外又有某某人要他提出某种解释。我不知道此事是否属实，但在那当时，在彼得堡却是发现了某一个十三人庞大的反政府阴谋组织，几乎颠覆了国本。传言道，他们竟打算翻译傅立叶本人的作品。正巧在那个时候莫斯科当局搜到维赫文斯基先生的诗剧——这是六年以前，当他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在柏林所写的东西，只不过用手抄本的形式在两个半瓶醋的文艺爱好者和一个学生之间流传。现在这本诗剧就在我的桌子上。一年以前维赫文斯基先生亲自把它抄了一份给我。那上面签着他自己的名字，用红色豪华的摩洛哥皮装订。我必须承认它并非没有诗意，甚至于还有一些天才；内容看起来是奇怪的，不过在那个时期（就是说，在三十年代）人们往往写这一类的诗剧，要叫我向你交代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倒是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老实讲，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可以说那是一种用韵文写成的寓言，采取的是戏剧形式，使人想到有点像《浮士德》的第二幕。开始的时候是女声合唱，然后是男声合唱，然后是某些精灵的合唱，最后是灵魂合唱——这些灵魂从来没有降世为人，而又非常巴望着投胎。所有这些合唱所唱的东西似乎都非常不确定，好像是有关某个人的厄运，但气氛则非常崇高。然后布景突然改变，一种“生之庆典”开始，在其中甚至连昆虫也参加歌唱，乌龟说着神圣的语言入场，甚至于——如果我记得不错——连矿物——那就是说，根本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此起彼落地唱起歌来。事实上，大家都在唱个没完，而当说话的时候则在彼此含混地辱骂，而这又同样似乎包含着某些更高的意义。最后布景变成荒原，一个有教养的年轻人在岩石之间流浪，摘一些药草吸吮；仙子问他为什么吸药草，他回答说，他的生命过分充盈，希望能够遗忘，发现草汁能够完成他的愿望，然而他最大的愿望乃是尽快丧失理智（这似乎是一种十分多余的愿望）。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优美无以形容的青年骑着黑色骏马，后面跟着天下万国的群众。那青年象征死神，而天下万国都渴望着它。到最后一景，则出现了巴别塔，有些身强力壮的人唱着新希望的歌，终于把它建造完工，当他们到达塔顶的时候，那里的神（当然是奥林庇斯的神，我想），在一种好笑的情况下逃亡，而人类看清了这里的位置，取代了祂，立即开始新的生活，对于事物具有了新的洞察。在那个时期被认为具有危险性的竟是这一类的诗剧。去年我向维赫文斯基先生建议出版，因为到了现在已经根本不可能再认为它是有害的了；但我的建议遭到拒绝，他毫不掩饰他的不快。我认为它完全无害，让他不高兴；我甚至认为，此后整整两个月我们之间的关系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冷漠，实在种因于此。你猜怎么样？突然间，几乎就在我向他提议在这里出版的同时，这出戏剧却在“那里”出版了——就是说，在国外那革命的城市之一——而竟然连一个字都没有通知维赫文斯基先生。一开始他是吃惊，冲到省长那里去，写了一封信给彼得堡，为自己的忠诚辩护，这封信他向我读过两遍，却没有一次寄出去，因为他不知道寄给谁。总之，整整一个月他都处在十分激动的状态。但我可以确定，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极端受到阿谀的。有一个人给他弄到了那一份出版他诗剧的杂志，此后他天天晚上带到床上，白天则藏在垫被下面，甚至于不让他的女佣给他叠床；虽然他天天等着电报拍来，对于整个世界他却是已经不再看在眼里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又重新跟我和好，而这是另一个证据，证明他是何等慈善与不念旧恶。

2

        当然我是一分钟也不会认为他没有为他的信念受过苦的，但我却百分之百地相信，如果他肯做一番必要的解释，八成他是能够把那阿拉伯课继续教下去的。但在那个时期他是任凭自己被雄心壮图带着走了，也太急忙着想证明自己确实是一了百了地被“事件的旋风”所毁了。但如果实话实说，那么他事业的改变却是另有原因的，那就是，一位陆军中将的太太，相当有些家产的富婆瓦娃拉·彼屈洛芙娜·斯塔夫洛金，曾经向他做过十分动人的建议，而日后又再度提出：要想请一位高明的家庭教师负责她唯一儿子的全部教育发展，并兼做他的朋友，当然不用说薪俸甚为可观。这建议第一次提出是当他还在柏林的时候，适巧他的第一任妻子刚刚故去。他这第一任妻子是个乡村来的轻佻女孩，他在年轻无知的情况之下就娶了她为妻。我相信，他为了这个年轻女子——顺便说一声，她是非常迷人的——伤了不少脑筋，因为他的能力不足以满足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微妙的原因。她跟他分居三年之后，死在巴黎，留给他一个五岁的儿子，“我们欢乐而还没有蒙上阴翳的初恋的结晶，”那悲伤的维赫文斯基有一次在我面前这样说。那孩子被送回俄罗斯，在某个遥远的省份由一个远亲姑妈带着。维赫文斯基那一次拒绝了斯塔夫洛金太太的建议，年关未过就毫无理由地再娶了一个默默不言的柏林女孩。但除了婚姻以外，他拒绝家庭教师的职位还另有原因：教授在那个时期还是响叮当的、备受尊敬的职业，他渴望着大学讲师的聘约，以展用他的鹰翅——为了这个，他已经准备良久了。而现在，展着那嗖嗖的翅膀，他自然会想到那以前向他提供的建议，也怀疑起拒绝究竟是对是错了。第二任太太结婚不到一年突然去世，把事情一下子定了下来。就让我直截了当地说吧：那把一切都决定了的，就是斯塔夫洛金太太热烈的同情，和无价的、古典的友谊——设若关于友谊可以用这种形容词的话。他投到友谊的怀抱里，一口气就是二十年。我确实用“投进怀抱里”这样的形容词了，但任何人都不可就此冲到不当的结论上；各位一定要知道那是最高道德意义的怀抱。这两位不凡的人物从此就永久在一种至为微妙、至为讲究的关系中结合在一起了。

        维赫文斯基先生之所以接受家庭教师的职位，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他从第一任妻子那边继承过来的产业——非常小的一块——离斯克渥瑞斯尼克不远，而这斯克渥瑞斯尼克便是我们镇郊数哩之外的斯塔夫洛金氏的华贵庄园。再者，幽居的生活，又免除了大学繁重的课业，使他得以奉献全力于学问和充实他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研究的成果没有出现；但反过来说，他发现他整个的余生——十二年不止——足可以作为某一位通俗诗人所说的，对于国家“活生生的谴责纪念碑”：

活生生的谴责纪念碑

……

矗立于国家之前，

啊，自由的理想主义者。

        或许那诗人心目中的人物有资格终其一生——如果自己心甘情愿的话——都采取这个姿势，姑不论自己对这个姿势是何等厌腻。但维赫文斯基先生，老实讲，跟这些人相比，却只是东施效颦，而且不久就懒得一直站下去，而宁愿躺下来。但说句公道话，即使在他弯曲的姿势中，他也仍旧是活生生的谴责纪念碑——何况仅就这样，对我们的省民也已足足有余了。你一定要看看在我们的上流社会俱乐部里他坐下来玩纸牌是何等的神情。他整个的态度就像在说：“纸牌！我坐下来跟你们闲玩！这跟我的地位相合吗？但这又是谁的责任呢？是谁毁了我的事业，把它变作闲玩？啊，万劫不复的俄罗斯！”于是他庄严地闯一张红心王牌。

        而老实讲，他实在是酷爱纸牌戏的，而这件事情常常导致他跟斯塔夫洛金太太闹一些别扭，尤其是后来的几年，又特别是因为他常常输掉。但这个容后再说。我只想指出来，他是一个软心肠的人（这就是说有时候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常常心绪恶劣。在他跟斯塔夫洛金太太二十年的友谊中，每年很规则的有三、四次，他陷入那种“志士的感伤”中——也就是说陷入那种最无法自拔的沮丧情绪中——但我们那位极为受人尊敬的斯塔夫洛金太太却喜欢“志士的感伤”这种特别的形容词。后来他不仅沉沦于志士的感伤，而且还沉沦在香槟酒中；但那娴熟的斯塔夫洛金太太却终其一生保护着他，使他不致于倒向那些琐细的欲望。事实上，他确实需要一个护士，因为他有时候举止相当奇怪：比如说，正在他极为悲伤的中间，他会平白无故地像一般人一样地笑起来。有时候他甚至会用一种幽默的口吻自说自话。斯塔夫洛金太太最怕不过的就是他这种幽默的口吻。她是一个古典形态的女子，是一个文艺赞助人，她的行为总是从尽可能崇高的动机开始。这位伟大的女士二十年间对她那卑微的朋友的影响力是彻底的。关于这位女士我必须单独地说一说；那么，就现在开始吧。

3

        有些友情是奇怪的。两个朋友几乎随时要杀对方了，却这样相处一辈子，不分不离。事实上，分离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万一分手的事真的发生，那引起争吵的一个可能会生病，甚至就此而死。我就千真万确地知道，有几次维赫文斯基先生在斯塔夫洛金太太离开——甚至在跟他说过最知心的话以后——从沙发上跳起来，用拳头捶打墙壁。

        这绝不是只摆摆样子的。事实上，有一次他甚至把墙上的石灰敲了下来。有人会问，为什么我竟会知道这么小的细节呢？好，如果是我亲眼看见的又怎么样呢？如果维赫文斯基先生不止一次地把头靠在我的肩窝哭泣又怎么样呢？——他就是这样原原本本地向我述说他跟斯塔夫洛金太太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在这种时候他们谈的是什么话！）但一成不变的是，在这些哭泣之后，第二天早晨他一定会为自己的无情无义而恨不得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他会匆匆忙忙找人叫我去，或者亲自跑过来，只为告诉我斯塔夫洛金太太是一个“尊贵的、美好的天使”，而他自己则适得其反。他不仅是跑来对我说，而且也几乎总是用滔滔不绝的词句写信给斯塔夫洛金太太，把这一切都详详细细地告诉她，并且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地向她坦诉，就在前一天，比如说，他还向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表示，她留他在家是出自她的虚荣，她嫉妒他的博学，他的天赋，她恨他，而之所以不敢当面表示恨意只是因为怕他离开，怕会严重损坏她爱好文艺的美誉，结果呢，这使他看不起自己了，决心暴毙以了此残生；现在他等待着她的回音，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诸如此类，等等。你可以想象，在这之后，这位至为纯洁的五十岁婴儿的神经发作会上升到何等歇斯底里的程度！有一天，我看到一封这样的信，那是在一次为了小事而起的争端变作了恶毒的争吵以后所写的。我抽了一口冷气，求他不要送出去。

        “那绝不可能，”他说，几乎是发着烧的。“这样写才是诚实的。这是我的义务。我如果不把所有的话一句不漏地向她托出，我一定会死！”结果他把那封信送了出去。

        斯塔夫洛金太太——而这是他们不同的地方——绝不会送给他这样一封信的。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他爱写信爱得不得了，即使他们同住在一个屋顶之下，他还是要写信给她，而当他神经发作的时候，每天会写两封。我确确凿凿地知道，她总是极其用心地看他的信，甚至每天写两封的时候仍旧一样，看完了，平平整整地放在一个特别的盒子里，标上日期，井然有序地存放；更有甚者，她把这些信珍藏在心中。把信收放好，叫她的朋友毛躁地等了一整天之后，她会跟他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见面，就好像头一天绝没有任何事情滋扰过。逐渐逐渐地她把他训练得如此之驯服，以致于他绝不敢露出一点口气涉及昨天发生的事，而只是苦心焦虑地找寻机会看看她的眼睛。但她是绝不忘任何事情的。而他呢，有时候忘得何等之快！而受到她安闲姿态的鼓励，设若适巧有朋友来访，他就在那同一天，又会何等地大笑，喝着香槟，像孩子一样做着各式各样的恶作剧。而在这个时候，她又会用何等恶毒的恨意看着他啊！而他竟然全不察觉！一个星期以后，或一个月，或者竟至六个月以后，在某种特殊的时刻下，他会突然想起信中的某句话，从信中的前后文脱离出来，而并没有附带着当时写那句话的环境，这时，他会感到如何羞辱，如何无地自容，以致于他的胃痛会猛烈发作起来。这种发作是他在某些情况下常见的结果，就某种程度来说，是他身体状况的一种有趣的特点。

        毫无疑问的，斯塔夫洛金太太常常是厌恨他的；但有一件事是直到最后他都未曾察觉的，那就是，到了最后他变成了她的儿子，她的创造物，可以说，是她的发明品吧。他已经变成了她的肉中肉了，而她留住他，支持他，并不只是因为她“嫉妒他的才华”——这种说法又必然多么使她恼怒！隐藏在她不断的恨、嫉妒与轻视之下的，必然是对他无法消受的爱吧。她保护他，一粒灰尘也不准落到他身上，她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为他忙这忙那，而如果他作为诗人、学者或名人的名誉受到威胁，她就会多少天彻夜不眠。是她创造了他，而她也是第一个对自己的创造物怀抱信念的人。就某种意义来说，他是她的梦想……但反过来说，她对他也真是要求得很多，有时甚至是奴隶的屈从。而她的不宽恕也真是令人难于置信的！关于这方面，我最好也跟你讲两个故事。

4

        有一天，正当那解放农奴的风闻第一次传出，而整个俄罗斯都突然欢腾，准备着完全新生的时候，彼得堡的一个男爵，一个交结名人权贵悉尽而又跟社会改革有密切关系的人，经过我们镇上的时候顺道来访斯塔夫洛金太太。斯塔夫洛金太太对这样的造访极为重视，因为她跟上层阶级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薄弱了，而自从她丈夫去世以后，则完全中断。男爵来访一个小时，喝了茶。这里没有别人，但斯塔夫洛金太太则邀请了斯提潘·维赫文斯基，把他展示给男爵。男爵以前也曾听过或装做听过一些有关他的事，但在喝茶的时候却很少跟他说话。维赫文斯基先生，当然的，是巴望着留下好印象，再者，他的举止仪态都是最为考究的。虽然他出身不很高，却巧幼年是在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教养长大，结果一切都是百般合乎礼仪的，何况法语说得像巴黎人一样。因此，男爵理当一眼看出，斯塔夫洛金太太虽然幽居乡下，身边环绕的却是何等水准的人物。但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如意。当男爵十分肯定那刚刚在国外风闻的大改革之确实性，维赫文斯基先生突然不能控制他的热情，大叫了一声‘好哇！’随着这呼声还手舞足蹈，表示他极大的欢乐。他的叫声并不太大，也是相当优雅的；事实上，他的热切表现也不是完全自发，因为在茶会的半个小时以前他就在镜子里小心预演给自己看过了；但显然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恰到好处，因为男爵允许自己淡淡地笑了一下——不过立刻又用很礼貌的言词说，所有俄罗斯的心灵是如何普遍而得当地被这件伟大的事情所感动。不久他告辞，在告辞以前，仍旧不忘把两根手指给维赫文斯基先生。回到客厅，斯塔夫洛金太太先是三分钟一字不说，装做看看桌子上某件东西；然后突然转向维赫文斯基先生，脸色灰白，眼睛火亮，小声地从齿缝里说：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第二天她好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跟她的朋友相见；此后永远不再提起这件事情。但十三年以后，在一个悲剧的时刻，她想起了这件事，又因而责备他，她的脸转白，就像十三年前她为此事第一次责备他时一样。终其一生，她只有两次对他说过“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因男爵而起的则属于第二次；但第一次促发这种责备的事件也是如此的具有特性，对于塑造维赫文斯基先生的命运也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致于我务必说它一说。

        那是一八五五年的春季，五月份，正当那愚蠢的老绅士，陆军中将斯塔夫洛金的死讯到达斯克渥瑞斯尼克后不久——这位老绅士急急赶往克里米亚，加入他军队的积极行动，却不幸在半途因恶性消化不良而死。斯塔夫洛金太太变成寡妇，开始守丧。说真的，并没有什么理由会让她极为哀丧的，因为过去四年由于她跟丈夫性格无法相合，已经分居了，而她给他固定的贴补。（陆军中将自己只有一百五十个农奴，另加军饷；所有的钱和斯克渥瑞斯尼克都属于斯塔夫洛金太太——一个非常富有的政府签约官的独生女。）不过她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住了，完全幽居起来。不用说，维赫文斯基先生是常在身侧的。

        五月中。傍晚晴丽非凡。野樱花盛放。两个朋友每天傍晚在花园相会，在夏日别墅中坐到夜幕低垂，互相倾诉心事。这是罗曼蒂克的时刻。由于自己地位的改变，斯塔夫洛金太太比平常谈话更多，她似乎贴着她的朋友，如此几个傍晚过去了。